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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高考阅读拓展:中国古代乡约制度

发布日期:2022-04-22 21:19   来源:未知   阅读:

  温岚承认整容:丰唇、缝双眼皮、但没隆乳(图)。乡约是指中国历史上作为约束乡村居民日常行为规范的“契约性”约定。乡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广大民众的道德认知,具有独特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通过各种处世规范与道德要求等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认知和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乡约原意主要是指在乡村社会为了端正民风、敦风化俗、安定社会秩序而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不过后来乡约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以教化为目的的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与保甲、社学、社仓等形式结合,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教化与有效管理。

  创制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乡约,因其出于陕西蓝田吕氏兄弟之手,故又被称为《蓝田乡约》。乡约滥觞于北宋的吕大钧,《吕氏乡约》的主旨精神是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并倡导乡村自我约束管理的道德教化体系。在《吕氏乡约》中,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目,勾画了儒家式的美好道德乡村。如“德业相劝”中提到“德”,强调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要“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要“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等;在“过失相规”中,专门强调过失分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不修之过”;在“礼俗相交”中,专门强调了婚姻丧葬祭祀之礼,明确了庆吊、遗物和助事等礼俗之交;在“患难相恤”中,提及七大患难之事,即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都作了详细的救恤说明。《吕氏乡约》不仅在道德规范上有所倡导,还明确了道德惩罚的内容,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犯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正如吕大钧所言:“乡人相约,勉为小善。”不难看出,乡约倡导修身齐家、孝悌忠信,无不标举礼义廉耻、美化风俗,通过乡约的规范旨在劝人向善,从而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吕氏乡约》被视为乡约的鼻祖,融合乡约与乡礼,主张乡人自治和劝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愿望,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乡约在宋以后颇受到社会的关注和推崇,如朱熹就重新发掘了乡约的教化意义,还对《吕氏乡约》作了必要的“增损”,阐扬了乡约的核心精神、组织制度等,使乡约无论作为规约还是组织都更为明晰。朱熹在修订中更加重视乡约的道德感化和礼仪条规作用,从而强化了乡约对社会风俗影响的功能。

  到了明代,乡约的社会教化功能愈发受到重视,明代的乡约吸收了《吕氏乡约》的思想,同时非常注重宣讲教化活动。各地也纷纷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进行宣讲活动。明太祖就非常重视乡村社会教化,令行乡约,并将“洪武六谕”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为明代教化的主要内容。明代的地方官也竭力提倡乡约,并使乡约逐步发展为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成为扬善纠恶、教化人心、管理社会的组织机构。

  明代不少名臣大儒也竭力推行乡约,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等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王阳明制定和实践的《南赣乡约》就是明代乡约教化的典范之作。《南赣乡约》也称《阳明先生乡约法》,内容包括谕民文告和具体规条。规条共十六条,包括了约内人员和彰善纠过簿册的设置、约众会饮的开支、纠过彰善的方式以及乡约所遇疑难杂事的处理等,乡约也规定了禁止的事项,如阴通贼情、贩卖牛马和下乡要索等。《南赣乡约》中所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儒家伦理规范,“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不过,与《吕氏乡约》自下而上和乡人自治性质不同,《南赣乡约》更强调自上而下,体现了官治的特征,特别是与保甲法的结合更突出了官方主导下的乡村整体建制,乡约的组织也更加完整,乡约机构成为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以此维持乡村的公正。《南赣乡约》的推行,对当时南赣地区的社会风气和治安维护等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传统的乡约制度真正将乡约与保甲两者合二为一的则自吕坤开始。吕坤推行的《乡甲法》既继承了乡约制度的道德教化一面,又加入了保甲制度的组织力量,具有“教民”和“治民”双重功用,是乡甲约在乡治制度上是一个创新,不仅体现在对乡约领袖的培训,更体现在构建了乡约和保甲合一的严密乡治组织。约内之民众按照十甲四邻的办法组织起来,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约。十甲四邻的作用就在于互相劝化,如出现恶行就告知甲长、约正等,所谓一家有罪,九十九家都有干系,这也使得奸盗无处藏身,乡村美德能够得到弘扬。吕坤的乡甲约对后世乡约的推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清朝名臣张伯行等人就继承和发扬了吕坤的办法,寓乡约于保甲,大力倡导乡约保甲互相助益,以乡约化民,以保甲安民。

  乡约文化本以道德感召和行为劝诫为要旨,旨在扬善和惩恶。但随着乡约文化的推行,乡约制度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基层社会治理和百姓实际生活的诸多具体问题,从婚丧嫁娶、日常来往、地方治安到经济安民、教育感化等,都离不开乡约的全面推行。

  在明清乡约文化推行中,传统的乡治理论也日益成熟完备,乡约和保甲、社学、社仓之间逐步形成成熟理论体系,既倡导了乡村的道德伦理精神,又旨在解决好乡村学习教育、乡村经济合作和乡村安全自卫等三大具体问题,逐渐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乡治体系。

  我国传统的乡约从最早由地方士绅发起,到绅士自办和官倡民办并行不悖,历经增损、改良和不断完善成熟,有力地发挥了乡村教化、社会救助、治安维稳、文化传承等社会作用,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国家统一 ;(2) 封建专制强化;(3) 维护小农经济和社会稳定;

  (1) 稳固统治,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2) 科举制的推行,促使士绅阶层兴起;

  (3) 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主体意识增强;(4) 挽救社会危机,是加强基层治理的需要;

  (5) 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脆弱性;(6) 民间自治传统;(7) 宗法性社会结构。

  (1) 列强侵略与农民起义破坏了传统自治组织;(2) 清末新政改革的推动;

  (1) 制订:由士绅自主起草到政府统筹;(2) 管理:由自治到官府管理;

  (3) 宗旨:由邻里之间相互劝诫、“礼俗相交”到宣讲圣谕,约束官员与士绅。

  (1) 由官方主导向官绅结合发展(乡村治理的力量向多元化发展);(2) 士绅发挥较大作用;

  (4) 弥补国家管理体制的不足(维护社会稳定和征发赋税、是官方机构的有益补充);

  (1)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2) 重视规范乡民的道德行为、侧重道德教化;

  (3) 强调互助互勉;(4) 强调自治;;(5) 自觉性、民间性、自治性、义务性;(6) 选贤任能。

  (1) 利于巩固统治、稳定和社会发展;(2) 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3) 加强完善基层治理、稳定地方秩序;(4) 减轻政府负担,缓解社会矛盾(官民矛盾)。

  (1) 利于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2)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风气转变;

  (4) 利于形成廉洁执政的社会风气;(5) 促进乡村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